bigmob

家里购置了一个大屏幕液晶显示器，平时看电视时，父亲喜欢使用16比9的全屏模式，但中国电视节目绝大部分都还是4比3的，所以整个画面被压扁，转播比赛时球队的圆形徽标变成了椭圆，主持人也变宽了，显得十分壮硕，像是在照哈哈镜。我问父亲为什么不换成经典模式，他说这样两侧有黑边对屏幕不好，后来我翻了翻说明书，果然有这么一句。我问他不觉得有点怪怪的吗？他说习惯了就好。

新的数码产品总是功能繁多，这款还能直接播放硬盘上的音乐和电影。听我赞功能全，父亲转过头去，得意的对母亲说：“你看，当时是我坚持要买这一款的！”看他兴致这么高，我把硬盘接上，陪他看《十面埋伏》，却发现宽银幕格式的电影又被拉长了，演员们的银幕形象都显得修长而高挑，让我回忆起十多年前租来的劣质录影带。试着改变模式，但4比3的经典模式只把人拉得更长。有点别扭，也只好凑合着看了，父亲倒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。

后来在亲戚家，同样也是16比9 的电视，我陪小侄女朵朵看一个电视节目。通过屏幕的挤压，范志毅在朵朵的眼中变成了增宽版的小沈阳，身材火辣的足球宝贝也被她嫌弃，觉得这么粗短的腿还敢在电视上跳来晃去。我庆幸她还保存着敏锐的知觉，只是分不清画面与现实的距离。

今天，电视新闻里老胡与黑奥面对面的坐着，也不觉得他们最近发福了。难道是我透过画面看到了现实吗？或者等我又到法国时，反而会觉得4:3的画面把人拉长了，把Mini Cooper变成了Smart。

这曾经是一片农田，后来要修一家有意大利投资的铝合金厂，把地圈了起来，这一圈就是十年，也不见一砖一瓦。村里面废弃的垃圾都扔到这里。有些农民，又回到昔日耕种的土地上，在垃圾堆间东一块西一块的种着喂猪的红芍藤。

厂长当年和我父亲有点交情，这破旧的招牌正是他的手笔。

乡下的路，雨后还是和从前一样泥泞。

“鞠村村”听起来有点别扭，母亲却不以为然。

三峡工程撤迁移民的住房。母亲说他们很“歪”，架子很大，十分不满，经常闹事。搬入时，连故乡的残砖旧瓦都一并带了过来。搬运的时候，领导特别叮嘱不要弄碎，因为曾经有过一桩趣闻：某人搬家时丢失一袋味精，告倒省里，工作人员不敢怠慢，连忙打电话到县里，县里马上责成搬迁委员会买了袋送去，搬迁户才没有继续闹事。

这栋夹在楼房之间的老房子，很像儿时居住的知青房，我上小学时就拆掉了。记得小时候别人问我记得以前的老房子吗？我总是回答说像天安门。

每次我举起相机，母亲总是一脸不自然的表情，生怕被别人看到。她说傻乎乎的很不舒服，和她理论了一阵，她才没有阻止我拍摄垃圾堆，不过她倒是有点喜欢这马村河上的风景。

记得以前朋友说起重庆，谈到三看三不看：只能远看，不能仅看；只能粗看，不能细看；只能晚上看，不能白天看。前两句同样适用于这条河流。

通往山里的道路在数年前就铺成了水泥路，比平原地区还早。母亲说是因为山民们种植经济林，比平原地区的菜民更殷实。

横在小溪上的石板，就像一座微缩的桥。母亲当年割猪草时，就在这样的石板上磨刀。

每次举起相机，有种拿枪的感觉。镜头前，是无辜的村民。所以我的镜头很少对准人。

和国内的朋友谈起最近看什么书，我说现在只有小说能看进去，其它读物都不讲究叙事，看起来很枯燥。她说已经很久没看小说，最近看的是本Excel的表格制作。她觉得我这样很不好，听说我不怎么关心时事，她指责我过的是与世隔绝的生活。但我觉得身在国外，这些都很遥远，根本就没有去关心的动力。她觉得一本书内容重于形式，即便文笔很差，只要内容新颖，反映真实，都可以很打动人。我却认为形式重于内容，所有的故事其实都差不多，讲出来有没有人听就得看叙事的技巧。我不能不说她的话有道理，特别是处于中国这种现状，这个混乱的、拜金的年代，文艺难免要担负上拯救人们的心灵（虽然什么也拯救不了），反映社会现实的责任。生活在水生火热的浮躁年代中，又有谁会去在乎形式的东西呢？一个人饿了需要吃东西，东西的好坏并不重要。一个人困了需要睡觉，什么样的床并不重要。毛片只需要展示裸露的躯体，不管怎么拍对饥渴的人都一样。我并不赞同她的观点，但隐隐觉得她说得丝毫没错。历史上文艺高度发展都是在混乱的年代，疾速变化的时代，春秋战国，文艺复兴，上个世纪的两次战争。那发展后的太平盛世呢？难道是文艺的坟墓？波澜不惊的欧洲大陆呢？

二伯每次喝酒后都很兴奋，话特别多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听说我换专业学电影，他显得非常激动。在他看来，黄家的文艺传统后继有人，而且我兜了一大圈，才转到这条路上，冥冥之中有种宿命的感觉。

爷爷出生于1903年（本以为是1893年，和老毛的诞辰搞混了），自幼醉心于曲艺，因家道殷实，拜了数位名师。在名师的调教下，年仅15岁，就成了地方上小有名气的川剧玩友。其后数十年不曾中断，技艺也与日俱增，可谓是吹拉弹唱无一不通。回忆起当年随父前往二郎庙赶庙会的情景，二伯仰着头，眼神有点迷离，似乎回到了六十多年前。

“当时你爷爷一副地方袍哥的派头，端坐在黄包车上，我和你大伯一左一右，那个威风啊！”二伯摇头晃脑，陶醉在儿时的记忆中。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小孩，有什么能比坐在受人尊敬的父亲旁边受人景仰更为风光呢？停顿片刻后，二伯收回迷离的眼神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继续说道：“就在1947年，你爷爷转而从政，在国民政府担了个小小的官职，解放后不久就给毙了[i]，当时你爸爸才出生五天，他从来没有见过你爷爷！”

尽管爷爷去世时，儿子们都还年幼，但在幼时气氛的熏陶下，伯伯们一个个都爱上了曲艺。他们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后，也不曾放弃这儿时的爱好。逢年过节，几弟兄总会聚在一起喝酒论戏，兴致来时即兴哼上几段，桌上碗筷也被当成了乐器。后来四伯的儿子，我堂兄在初中时考取了省川剧学校，一度被视为家族的传承。他也确实争气，练就了一手堂鼓功夫，在剧团里隐隐成为新一代的掌门人。可惜遭人排挤，最后愤而出走，弃艺从政。对此二伯一直引以为憾，而如今，在他看来，文艺的种子在我体内蛰伏了数年，终于开始发芽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

“我理解你，我完全理解你！”二伯边说边喷出一股浓烈的酒气，“我知道你选择这条道路，完全不是为了金钱，你在追寻着自己的直觉，这不是偶然的！”他很乐意把我的选择看成一种必然的结果，“我知道你选择时，根本没有考虑金钱的问题，这是最纯粹的理想，我永远都支持你！”二伯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说起话来还是那么激情四溢，我只觉一阵热血上涌，感动得几乎洒下泪来。“我跟你说，回国内你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，你既然出去了，就不要回来。宁愿在国外当叫化子，也不要回来当暴发户！”从他的语气中能清晰的感受到，这数十年来国内体制在他情感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“

后来跟堂姐谈到她父亲，她觉得二伯非常理想化，拒绝去面对现实，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。晚年退休后，担任地方上京剧与川剧协会的主席，逢三差五的和一帮老哥子聚在一起，吹拉弹唱，悠游自得。我说，不管怎样，二伯始终过得很快乐，而且也能给别人带来快乐。她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[i] 解放后不久，镇里粮仓被烧，祖父被人诬陷，加上国民政府的背景，没过多久就吃了枪子儿。

空气中弥漫着看不见的尘埃，正午的阳光费力地穿透灰蒙蒙的天空，射到地面上时很难分辨出光与影。透过公交车的前窗，不远处便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像是行驶在晨雾和暮色中。母亲说今天天气很好，我随口附和说的确不错，心里却不以为然，只怪我已经习惯了异国那明朗湛蓝的天空。

庙会上人山人海，拍照时只停留片刻，就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推着前移。路沿的小贩高声吆喝着，唯恐盖不过道路上的喧嚷，招徕不到顾客。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我有点迷惑，不知道镜头该捕捉些什么。随意拍了些照片，看看屏幕上的回放，雾蒙蒙的，远处的景物都溶解在空气中，顿时没了触动快门的欲望。回忆中的一切都晶莹透彻，栩栩如生。我知道回忆已经被篡改，被美化，童年时田园诗般的气息已不见踪影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未曾改变，还是同一片灰蒙蒙的天空，还是同样的人生活在同样的土地上。只是心境已不复当年，现在的眼睛再也看不到当初的景象。

- What about China? Have you seen the Great Wall?

- All walls are great，if the roof doesn't fall.

…

- You've never been to Niagara Falls.

- I have seen water. It's water, that's all.

在《黑暗中的舞者》中，Bjork这样唱道。但假如你见证过长城磅礴的气势，还能觉得所有不塌的墙都很伟大吗？假如你曾沐浴在尼加拉瓜大瀑布的水雾中，还能笃定地相信那仅仅只是些水吗？

飞行了大约一半的时候，乘务员发放给每个乘客一份健康登记表，在浦东机场入境时需要上交这份表格和测量体温。在表格的下方写着一些感冒时会有的症状，如果有的话必须钩上。开头有句警告，如有不实将负法律责任。头痛、流鼻涕、咳嗽、腰酸背疼、打喷嚏… … 上面列举的症状我几乎全都有，如果全钩上，可能还等不到测体温，戴口罩的工作人员一看到表格就会触发警铃，紧接着一对人马突然出现，像是从另外一个空间穿越而来，身着白色太空衣，头戴防毒面具，同时一个透明的隔离罩从天而降将我罩住，机场大厅到处都闪着警灯，伴随着警笛声一阵恐慌和骚乱… … “烂电影！”我对自己说道，一时迷离的眼神又回到表格上，翻到背面，用英文写着完全相同的内容：Headache, Cough, Sneeze… 邻座的英国人这时已经开亮顶灯，拿出圆珠笔认真的填写着。我又愣了一阵，然后把表格放到前排座椅后面的口袋里，决定等到达的时候再决定怎么填写。

一路上我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咳出声来，以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。鼻子突然发痒忍不住快要打喷嚏时，我就立即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孔。还定期到洗手间里清理鼻腔和咽喉，这样一路过来也还算顺利。但飞机开始降落时，表格上没有列举的症状，我也有了。伴随着高度的下降，耳膜在气压的增强下不停的发出响声，飞机广播里乘务员的声音似乎越来越远，就像是来自窗外白茫茫的云端。直到下飞机后，走在机场过道里，都还没有恢复过来。一切都显得那么寂静，不像是机场，倒像是医院，人来人往，却没有喧噪，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踩在地板上的声音，气氛十分诡异。再加上头还有点晕，我简直怀疑自己是在梦游。那些中文的招牌，那些黄色的面孔，显得如此的不真实。难道这只是潜意识里乡愁鼓捣出的梦境？我恐惧的并不是因感冒而被隔离，而是害怕去面对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？

胡思乱想着混在人群里，不知不觉地到了海关检疫处。我抬头看了看戴着白口罩的检查员，尽量放缓呼吸避免咳嗽，不慌不忙的把那张什么都没有勾画的表格递上前去。他看了看表格，又抬头看了看我，接着抓起印章，啪的一声盖在表格上，然后跟我说可以走了。我暗自庆幸总算蒙混过关，生怕停留太久会忍不住咳嗽打喷嚏，头也没回径直向前走去，只想着快点离开这个麻烦的地方，当然也没有加快脚步让人生疑。谁知刚走了几步，刚才那个盖章的白口罩一路叫着“先生、先生！”，从后面赶了上来，说道：“刚才你离开的时候，触发了警铃，请你跟我到医务室测一下体温。”我心里顿时一紧，如果这是梦境的话，那这一刻肯定就是噩梦的开端。虽然我心里这么想，表面上却显得十分冷静从容，其实是疲惫后的麻木让面孔失去了表达的能力。

我跟着他走进医务室，他拿出一支温度计放到我的舌下，我张着嘴等了十几秒钟后，他抽出温度计看了看说道：“先生，你可以走了。”我问他多少度，他回答说37.4度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体温只偏高了一点点，离猪流感的38度，还差上一大截呢！后来回想起，觉得可能是上海和巴黎的温差所致，从巴黎出发时就十几度，当时穿了毛衣和外套，上飞机后没觉得热也没有脱下来。到了上海，在26度的气温下走上一段，加上湿度大容易出汗，体温不偏高才怪！

检疫这一关算是过了，接下来是海关。照理说，一个中国人回自己的祖国，会有什么麻烦呢？但我的护照由于是在巴黎补办的，每页都是白白的，一个印章也没有。我给检查证件的女孩说明了原因，她还是不放心，让我出示在法国的证件，后来还让我摘下眼镜，仔细端详了一阵。我暗自思忖着，难道这些年中国发达了，也有人用假护照偷渡到中国，如果她觉得照片上不是我，会把我遣返到什么地方呢？法国？那真是有家不能归了！还好带着框架眼睛的女孩眼力还没有差到这个地步，我一接过护照和长居就直奔行李领取处，一拿到行李就直接离开机场。本来打算去英航问法国签证能不能在伦敦转机，也顾不着了。坐在机场大巴上，进入市中心时，看到检疫二字突然出现在前面的高楼上，都还心有余悸。

快回去了，也没有兴奋，还有点恐惧，害怕面对——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

不再敢确定会做什么，哪怕只是下一刻。我肯定的说，现在我正敲着键盘，但我说一完，这已成为过去。

长居没办到，只好回国后办回程签证。

前天整理长居资料的时候，在柜子里发现了一个很久没有动过的信封。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藏有一叠人民币，应该是刚来法国时放进去的。两张红色的100元，上面印着老毛的大头，几张蓝色的10元，有一张是旧版，上面还印着两个少数民族同胞的半身像，也不知国内还流不流通，还有些零碎散钱。想到没几天就回国了，怕走时事多会忘，一并塞进钱包里。但现在我却不能确定它们会在里面呆上多长时间。

整理完长居材料，唯一缺的就是银行存款证明。本来约好昨天下午去银行拿，接待员说还没准备好，因为证明是专门由另外一个部门准备好再寄过来，要等到今天早上才能到。记得以前开证明直接在营业点就能搞定，有点弄不清这是她的托辞还是因为规定有所变动。但没有就是没有，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，知道真相也于事无补。只好提醒她说，我和长居办理处约定的时间是第二天11点（按照正常情况下），她十分肯定地回答说10点半就能给我。

然而，今天早上我准时到达银行，她却没有立即给我，让我在一旁等着，说马上就好。我开始有点纳闷，如果没有寄到，我等也没用，唯一的解释是证明就在营业点开，需要邮寄只是骗人的把戏。等了大概十来分钟，有个工作人员从里面走了出来，递给我一张账户证明，打印得有点歪。他说很抱歉让我等那么久，迟迟没拿出来是因为邮寄过来的证明上打错了名字，还递给我一张名片，说如果出现问题，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。事后回想起，觉得这张证明肯定是他自己开的，因此才会有最后那句话。不过好歹还是拿到了，这点曲折和在长居办理处的遭遇比较起来，只不过是温柔的前奏。